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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辉

摩羯男的历史机遇

李登辉,1923年1月15日生人,和太祖一样都是摩羯男。他们都有着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英雄情怀时常在心中激荡。但激荡的内心却隐藏在深思熟虑的理性和近乎冷酷的冷静之下,加上充满魄力和坚韧不屈的性格,使得他们常能在权力斗争中获胜。

但太祖比李登辉大30岁,一位生于内陆,一位生于海岛,这使得他们的历史机遇差别巨大。太祖生于内陆省份湖南,这为他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中华民族处于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低潮,也给予了仅是富农出生的太祖揭竿而起的机会。这使得太祖得以凭借其雄才大略扭转中国五千年历史长河的走向,带领人民走出了中国历史上最苦难深重的时期。并且深刻改变了东北亚的国际政治格局,也为现在我国能竞争世界大国的地位奠定了基础。但李登辉就没有那么幸运,上天给予他的历史机遇要小得多。李登辉生于日据时期的台湾。台湾与大陆隔着台湾海峡,偏安于中华文化的一隅,文化上甚至还有隔阂。这使得历史上很少有台湾人能影响大陆那边的政治文化进程。甲午战争之后日本的殖民,国民党在国共内战之后退守台湾,使得两岸历史分流百年。这些都使得李登辉只能成为一个台湾地方性政治人物。但是在有限的历史机会里,李登辉仍然表现出色。李登辉深刻塑造了台湾社会,如今的台湾政治仍然行走在他设计好的方向上。

纠结的日本情结

李登辉是台湾本省人,日据时期出生。他是一个内向的孩子,喜欢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没有什么朋友。这样的孩子一般会花更多的时间构筑自己的内心世界,喜爱读书,学习成绩好,很多学霸都是这个路数。李登辉学习成绩一直很优异,后赴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学习农业经济。日据时期,台湾人学习何种专业受到限制。所以,李登辉在有限选项中选择了农业经济。这可能并不是他最心仪的专业,但从后来的历史看,却是一件幸运的事情。蒋经国在进行国民党本土化改革时,也同时需要农业专家,李登辉恰好出现了。

在日本读书期间,李登辉志愿参加了日本陆军。那时已经是二战末期。李登辉被派往日本各地防御美军空袭,他端着高射机炮扫射美国飞机,但没有打下过美国飞机。李登辉在名古屋的废墟中听到了日本天皇的“玉音放送”,他说:“播放声音很小,内容听不清楚。旋即长官宣布,日本已经投降了,战争结束了。坦白说,我记得当时的反应是松了一口气。”他的哥哥李登钦参加了日本海军,死于菲律宾马尼拉,后被供奉于靖国神社。李登辉在书中写到,他以此为荣,并为哥哥的灵魂能在靖国神社受到供奉而深感安慰。很多人也许无法理解,但是深入了解日据时期台湾历史,可能会对这个问题有更清晰的了解。即使现在台湾对于日本看法仍然是纠结的。那个时代到底是“日据时代”还是“日治时代”仍然是争论不休的话题。

欧洲人的殖民地都远离欧洲大陆,他们的殖民政策是尽力限制殖民地的发展,把殖民地当做初级农产品输出地。不同于欧洲人的做法,台湾和日本同属东亚,相距并不遥远,日本的殖民政策相对而言更利于殖民地的发展。日本人投入了相当的力量发展台湾。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派北白川宫能久亲王赴台接收,踏上台湾岛,一眼触及这宝岛的大好河山,便由衷感叹,“日本这片最南端的’国土’是如此的美丽富饶”。日本人将台湾视为自己的国土,更为积极地建设台湾,兴办教育,铺设铁路发展交通,兴修水利开垦荒地,为台湾制定了合适的发展政策,使得台湾较当时其他亚洲国家发展水平明显更高,也更早迈入近代化。

在台北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北侧有一座气势恢宏的希腊式建筑。这座建筑已有百年历史,原来是为纪念两位对台湾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人物:总督玉儿源太郎,民政长官后藤新平,而修建的纪念馆。现在改为国立台湾博物馆。我曾经参观过这座博物馆。两人的大理石雕像仍矗立馆内。台湾讲解员为我们讲解台湾日剧时期历史时,可以感觉到她对这两位日本人的尊敬和感激之情。在玉儿源太郎,后藤新平管理台湾的时期,台湾迎来了稳定发展。八田与一设计并主持修建了”乌头山水库”和“嘉南大圳”,使得台湾嘉南平原成为千里沃野,台湾粮仓。这座水库和大圳直到现在仍然状况良好,服务于台湾人民。八田与一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到五十六岁过世为止,一直都在台湾任职定居,几乎都在台湾工作。参与了台湾很多水利,港口,市政设施的建设。他毕生建设台湾,贡献卓越。嘉南人民为了感念八田与一的贡献,为其树了一尊铜质塑像。塑像现在仍然树立在乌头山水库大坝旁,受到后世的尊敬。

李登辉对八田与一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他总结出一套以“勇气”,“诚实”,“勤勉”,“奉公”,“自我牺牲”,“责任感”,“守法”,“清洁”为代表特质的“日本精神”。这套“日本精神”对台湾人影响巨大。李登辉把“日本精神”作为塑造其精神人格的重要来源。明治维新使得日本无论是科技文化教育,还是人民的风貌都大大领先于其亚洲邻国。李登辉在从基隆乘船去日本的途中曾在青岛停靠。第一次见到与自己同祖同根的中国人时大失所望,他形容中国人:“脸和身体都很黑,看起来好像很多年没有洗过澡。”这有点像富人家收养的小孩长大后看到自己的穷妈妈,多会表达鄙吝和嫌弃。为了维持自己的尊贵,掩盖低贱的出生,也会特意与穷亲戚保持距离,甚至背弃忘祖。

李登辉对于日本的感情是复杂而纠结的。李登辉的接受日式教育长大,青年时期阅读的书籍都是使用日语。日本文化塑造了李登辉。李登辉认为,”自己二十二岁之前都是日本人,名字叫’岩里正男’“。但是,日本人并没有把台湾当做日本人。台湾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主导了对台湾的“特别统治主义”,在台使用独立于本土的特殊的方式统治。日本始终将台湾区别对待,台湾人不可能进入台湾的统治管理阶层,台湾人在大学不能学习军事政治等敏感专业。别说台湾本地人,甚至在台日本人也被称为“湾生”,回到日本也倍受歧视。

糙一些的形容是,“跪舔时伸出热嘴,别人给的都是冷屁股”。李登辉亲日倾向在台湾有一批已经“皇民化”追随者。扭转这种趋势的方法并不是去谴责李登辉为代表这群人数典忘祖,而是奋发图强,励精图治,使得中国重新站在世界文明的高点。如果,日本也不得不从师从欧美,转而再次仰慕汉唐,那么台湾的亲日思潮的根源就被掐断了。

红色噩梦

有主要来大陆的证据表明,李登辉曾两次短暂加入过中国共产党。证据主要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政协常委吴克泰。吴克泰曾在访谈中公开表示,1946年9月李登辉曾由他引荐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8月底吴克泰听说李登辉申请退党,前往劝说无效(李登辉的理由是“党内不纯”、“有人有野心”),之后时任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的蔡孝乾批准了李登辉退党,双方互相承诺保守秘密。除这次入党经历以外,李登辉还曾于1947年夏天参加了中共的外围组织“新民主同志会”,并于同年年底随该组织成员集体加入中共(可能由于保密协定未公开反对,从而第二次加入中共),此后于1948年夏天以党员不自由为理由再次申请退党,由上级徐懋德批准,并且再次承诺保守秘密。

一段时期内,李登辉部分承认和中共共产党有过接触,也认识吴克泰这个人,但没有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后期,在其书《新台湾主义》中则矢口否认和中共有过任何接触。当时,和李登辉一起在“新民主同志会”参加共产党相关活动的人中,只有李登辉未被逮捕。所以,也有传言说李登辉可能和台湾情报单位有过合作,出卖同志。但此一说法未得到国共任何一方的证实,可能是政敌的抹黑。同时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解读就是,李登辉确实没有参加过共产党,所以才得以置身事外。如果剔除过于离奇的传言,根据吴克泰的说法,和李登辉前后言论的变化。应该可以推测李登辉至少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学习和研究过共产主义思想,但最终没有接受共产主义。当时,国民党和台湾本省人的矛盾激化,李登辉可能也是想寻找到另一条合适的道路,共产主义当然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选择。但在台湾当共产党是相当危险的,很有可能会被国民党逮捕,甚至枪毙。经过思考,李登辉可能觉得这条路过于危险,共产党的理念也并不适合自己,就放弃了。也不知道这是幸运,还是不幸。由于后来的政治环境的变化,使得这段经历成为了他人生“污点”。无论是在国民党内给蒋经国当马仔的时候,还是后来和泛绿势力一起闹台独的时候,中共都是他们的死敌。李登辉想极力撇清和共产党的关系,是容易理解的。但台湾媒体和它的政敌一直抓着李登辉的这个把柄不放。红色应该是李登辉的一生的噩梦。共产党的影响应该会伴其一生了,真是“一日着红,终生不退”。

小蒋带着小李快快跑

日本战败,国民党也在国共内战中战败而退守台湾。李登辉从日本返回了台湾,在国立台湾大学继续学业,仍然学习农业经济。再次选择农业经济,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那段时期,李登辉正和共产党暧昧。为了想把农业与马克思经济学相结合,他选择农业经济作为人生的研究目标。但李登辉还是和我党无缘,最终没有上共产主义这条船。在台大读书期间,经历了著名的“二二八事件”,期间李登辉并没有特别表现。毕业后,李登辉留校任教。毕业后不久与李家在淡水的世交曾氏之女,曾文惠女士结婚。曾文惠是基督徒,这使得李登辉后来也成为基督徒。基督教是除了“日本精神”之外,李登辉另外一个重要的精神和信仰来源。李登辉曾说,他在参加台湾总统选举之前,面对惨烈的政治斗争,深感不安。妻子也劝他不要参选总统。但为了台湾的前途,他执意参选。他和妻子一起祈祷,然后随意翻阅《圣经》,随手指着该处,两人一起读了起来。接着相互勉励:“上帝是这样告诉我们的,那就这么做吧。”让彼此的心灵平静下来。

李登辉两次赴美留学,后一次在康奈尔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一八九五至一九六〇年,台湾农工商部门间的资本流动》获得一九六九年全美优秀农业经济学奖。此事美国和台湾媒体都有报道,让李登辉名夕一时。如果,李登辉没有进入政坛而是继续在学术界发展,应该能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学者和教授。但是,历史开了一个玩笑。让李登辉走上政坛,成为深刻影响台湾政治的人物。而这都拜另一位影响了台湾社会发展的人物,蒋经国所赐。蒋经国被称为小蒋,相对于蒋介石被称为老蒋。蒋经国将李登辉作为一个技术官僚吸收进入国民党,参加政府工作。这成了李登辉人生的转折。想一下,如果你现在在北大教书,突然一天习大大打电话叫你去中南海一趟,然后邀你入伙共同管理国家。你可能会觉得是有人在跟你开玩笑。但这确实发生在李登辉身上。所以说,李登辉是一个相当幸运的人。能遇到蒋经国这样的用人不拘一格的贵人。

当然,这种不拘一格用人才的事情也不是国民党独一份,我党内部也发生过。陈永贵,由于建设大寨搞得出色,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李登辉好歹还是一个留美博士,但太祖可以将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提拔为副总理,分管全国农业工作。这种魄力恐怕不比蒋经国差。

1972年,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长,任命李登辉为政务委员,和陈永贵一样,分管农业。蒋经国就任总统后,任命李登辉为台北市市长,而后又当任台湾省主席,在蒋经国去世之前被拔擢为副总统。李登辉可谓官运亨通,连他自己也感到惊讶。这一方面是因为蒋经国推行民主化和国民党本土化改革。蒋经国早年就默认了民进党的成立,后来又解除了戒严令,开放了党禁,同时大力吸收台湾本土人才进入国民党。他认为不这么做,国民党恐怕无法继续统治台湾。李登辉就是蒋经国细心栽培的本省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李登辉的一些“日本特质”和学者气质为蒋经国所欣赏。他对工作有责任感,诚实做事,不说谎,不逢迎拍马,没有特别想飞黄腾达的欲望。

蒋经国于1988年突然去世,他并没有留下关于继任总统的安排。即使李登辉被任命为副总统,也许他是蒋经国考虑的人选之一,但是这并不意味蒋经国已经放心让一个外省人继承权力。副总统虽然位高但并不权重,作为总统的备胎,除了关键时刻继任之外,实际并无太大权力,一般会选择谨守分际不多话的人,李登辉就被认为符合这种特质。老蒋去世时的副总统也是一名技术官僚经济学家严家淦,但严家淦任期满之后就让位给了蒋经国。猝然中风之后,蒋经国在其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内默默无语,也许也许是看透了天意,既然事已至此,无法抉择之时,莫不如顺应天意。而天意也许就是让李登辉改变台湾。

大刀破斧民主改革

蒋经国去世后,李登辉继任剩余总统任期。国民党内也可以说是后继无人,一帮保守派大佬中既然没有能扳倒李登辉的。在李登辉继任总统期满后,郝伯村,李焕,林港洋,蒋纬国等人与李登辉,竞逐党和国家权力的斗争达到高潮。但是,形势上国民党内主流已经由蒋经国带向“改革派”,保守派无力回天。这段历史史称“二月政争”。以摩羯男李登辉获胜告终。这期间,还是党内小字辈的宋楚瑜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李登辉能在政争中获胜的功臣。而部分保守派斗争失败后脱党出走成立了新党,继续与李登辉抗衡。有趣的是,马英九当时是反李派,他是当年国民党修宪小组的主导人,坚决反对李登辉支持的由人民直选总统,主张维持由国代委任选举。但马英九并为出走国民党而是明智留在党内,从而没有被边缘化,不然日后他恐怕也无法当选总统。可以看到马英九和李登辉很早就存在政见分歧,他们素来不和,直到现在两位总统现在还会相互抨击。

李登辉任总统之后,于1994年通过宪法修正案,改为总统直接民选。而后李登辉于1998年成为台湾地区首位民选总统。李登辉总统任内推动总统直选,废除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废除了“万年国代”,推动了县市省长选举,大大推进了整个台湾的民主化进程。被称为台湾的“民主先生”。

李登辉推动的很多政策都深刻塑造了台湾的政治生态。比如他废除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废除了“万年国代”,提高了立法院的地位,使得台湾成为一院制国家。李登辉的死对头,马英九当时支持将“国民大会”改为像美国重议院一样的非选举产生的上院,如果这样台湾就会成为像美国一样的两院制国家。

李登辉推动了台湾省虚级化,简称冻省。这是对台湾政府结构的重大改革。台湾并不大,确实没有必要在中央和县市之间再设置省一级行政单位。从功能上看,省一级政府和中央政府功能设置多有重合。但是,中华民国宪法宣称其主权涵盖整个大陆,甚至包括外蒙古。所以从法理上看,省一级政府存在是有象征意义的。李登辉没有这种幻想,他更倾向于守住台湾这个小岛。冻省可以说是打消了台湾在政府机构上对大陆治权的虚妄幻想,中华民国的治权实质上缩减为台湾地区。连带的影响是使得李登辉的得力助手宋楚瑜非常尴尬地成为台湾唯一一位民选省长。这直接影响了宋的政治生涯。宋此后参与多次选举,但都没有成功,也没有在台政府担任任何公职。满腔热血,报国无门。

双面娇爷

李登辉是台湾本省人,细分则是福佬客家人,即被闽南化的客家人,这一族群在台湾可能多达200万人。现在活跃的福佬客家人出身民台湾政治人物都是民进党人: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立法委员李应元。李登辉青年时代深受日本文化影响,有浓厚的日本情结。加入国民党后,幸运得获得权力之后,逐渐流露出本土情结。

李登辉复杂的背景,使得他时常常呈现出两面性。由于其任内主推民主改革,被美国《时代》杂志称为“民主先生”,泛绿媒体一度称他为”台湾之父“(”台湾之子“则是陈水扁,陈水扁甚至写了一本以”台湾之子“为名的文宣性质的书宣传其政治理念。但在暴出陈水扁贪腐案之后,这个称号就渐少人提了)。李登辉担任总统期间尽显亲民风格,“野百合学运“暴发后,和学生代表对话,答应学生的改革要求。南投县爆发九二一大地震时,李登辉第一时间亲赴现场指挥救灾。台湾媒体也常称其为”阿辉伯“。但在泛蓝阵营眼中,李登辉则是不择不扣的叛徒。现在的国民党人都认为李登辉是内鬼,他有意造成了国民党的分裂,新党和亲民党的成立都拜李登辉所赐,其所做所为都是处心积虑地为了削弱国民党的力量。终于,2001年李登辉因推动成立台湾团结联盟及为其站台,被国民党开除党籍。这样的人却曾是国民党党主席,这使得国民党人无不悔恨不已,并对其咬牙切齿。泛蓝控制了台湾大部分的媒体资源,所以岛内贬损李登辉的消息和言论泛滥成灾。因其台独主张而称他为“卖国贼”。因其亲日主张而称他为“汉奸”,“日本人的走狗”。马英九作为总统,言论本应极为谨慎,都无法隐忍,在李登辉说钓鱼岛是日本领土之后,终于于电视前愤慨地表示,“李登辉是做过12年中华民国总统的人,居然說出出卖台湾、羞辱人民、作贱自己的媚日言论,他感到震惊、痛心、遗憾”。

李登辉对自己的政治理念的描述前后严重不符。可以推测,在加入国民党初期,李登辉隐藏了自己真实的政治倾向,声称自己支持“统一”,以取得蒋经国的信任。在卸任总统之后,李登辉逐渐退出了主流政治圈,得以无所顾忌地表达其政治理念,这时李登辉成为了台独旗手。马英九在李登辉否认“九二共识”存在之后,曾于公开场合手指有李登辉亲笔签名的有关“九二共识”的文件,问在场人士:“这是谁的签名?”。

台湾政治的木偶师

李登辉深刻影响了台湾的政治生活。即使在他卸任总统之后,仍然像木偶师一样遥控着台湾政治。有媒体评论这一做法是“老人政治”,“酒店打烊还不走”。这所言非虚,李登辉卸任总统前后,都明确支持连战代表国民党参加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当时,宋楚瑜任省长期间走遍台湾各个县市,尽显亲民风格,获得了很高的民望。如果,宋得到国民党的支持胜选应该不成问题。结果确实也证明了如果泛蓝只推出一位候选人,陈水扁会大败(陈得票39.3%,宋得票36.8%,连得票23.1%)。李登辉当然清楚这个形势,但李登辉确实高人一筹,他作为国民党主席并没有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是希望能完成一次政党轮替。这就推进了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国民党后来才逐渐发现了这个问题,并愤怒地将李登辉开除出党。但已经于事无补,国民党已经元气大伤,而李登辉已经利用总统,和党主席的权力已经完成了其政治设想的布局。

之后,李登辉支持陈水扁,即使没有执政经验的民进党在陈水扁总统任内没有任何作为,最后还曝出贪腐案,李登辉也仅仅是批评,希望他们改进再接再厉。而马英九总统任内,李登辉则不遗余力地抨击马英九的政策,巴不得马英九马上下台。

蔡英文更是李登辉的门徒,在李登辉总统任内就多加提携蔡英文。蔡英文是法学学者,曾奉李登辉的命令赴欧洲咨询国际法专家,台湾作为主权国家在国际法法理框架内是否能得到支持?得到的答案是台湾的问题很复杂,多数专家认为台湾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蔡英文参加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为了争取台湾主流民意,靠向中间温和派。李登辉则不时宣传台独,为蔡英文稳定深绿选民。

无党籍人士柯文哲参选台北市长,李登辉支持柯文哲投身政治,并在政治上议题上时常点拨柯文哲。

总结

也许我们不应该说李登辉是个两面派。呈现出两面性,其实这是台湾政治两极分化的表现。如果纵观李登辉的政治生涯,他做事情确实有一贯的原则,就是推进台湾的民主化,和本土化。至于是否伤害到了自己所在党派(国民党)的利益,是否伤害到他的派系成员(宋楚瑜)的利益,是否影响到自己(卖台)的声誉,这都不是他关心的。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成就一番事业。正所谓:“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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